在客观上，Recht意义与法律制度（Rechtsordnung）或法律调整（rechtliche Regelung）相同。

[19]美国法理学家博登海默指出：在一种封闭的意识形态系统中生活，有可能会增进人们行为的稳定性并能对人们的信仰起到一种温和的缓冲作用。任何人都有不受国家或者其他社会强力的影响决定自己行为的自由权。

[38]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43页。[49]［德］迪特尔·施瓦布：《民法导论》，郑冲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53页，第53页。而民法自身的这些问题首先就出现在私法自治的理论预设上，无论是理性人的假定和抽象人格基础上的平等性和互换性，还是市场竞争的完全性以及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一致性，都被证明与现实存在较大差距，产生诸多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仅靠民法自身的调整恐难以胜任，需要公法来帮助。[20]［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5－296页。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指出：它们（指法律）有的造福于公共利益，有的则造福于私人。

民法不可能再是纯粹的私法，公法的色彩越来越浓。在法律秩序的强制力威胁下取得的成功是很少的……在主体很难对付时，最有效的强制和惩罚手段也会变得束手无策……那些出于自己经济利益不断参与市场交易的人比立法者和无实际利益的法律实施者，更懂得市场和利益情势。经济部门的私营企业是帮助落实社会权的又一重要组织，借助于政府政策支持，私营企业在人力资源投资、提供就业机会、与企业技术开发有关的教育项目落实及劳动保障等方面可以缩小社会差距。

通过提供教育设施、资源，救助贫困者，或者照看幼儿等，创造就业机会，这些机构可以帮助社会权的实现，缩小社会差距。  三、法律依据 非国家行为体履行社会权保护义务具有法律上的依据，这些法律包括国际法、宪法、普通法律和司法判例。  二、法学上的分析 国家保护义务（duty to protect或protective function of the state），其法学本质是基本权的水平效力，它所关注的是国家在私人之间相互侵权之时应承担何种义务，也是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被视为客观价值时对各种国家机关产生何种法上拘束力。[7] 第一，在国际劳动法方面，国际社会已颁布了一系列国际劳工公约、建议书以及其它促进雇员福利的一些标准。

第68条规定：非法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或者招用已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从事过重、有毒、有害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劳动或者危险作业的，由劳动保障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例如，1949年国际劳工组织签署的《组织权利与集体谈判权利原则的实施公约》宣称：工人在就业中的反歧视行为，应当得到足够的保护。

我国宪法在规定社会基本权的同时明确了国家的保护义务。在以国家公权力干预私人生活为表征的社会法中，贯彻基本权保护义务的主体是各种社会组织、企业、私人团体或者家庭。第2款规定：国家和社会保障残疾军人的生活，抚恤烈士家属，优待军人家属。《未成年人保护法》第66条规定：在中小学校园周边设置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的，由主管部门予以关闭，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倘若某一规范只为国家指明目标，显然缺乏判断和审查标准，法院无从进行合宪或违宪判断。与自由权不同，社会权的国家保护义务尤其需要国家制定法律，由此在传统的公私法之外催生出一个具有相对独立属性的法领域，社会法。[3][4]See Dieter Grimm， The Protective Function of the State， Georg Nolte， European and US Constitution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37， 145. [5]See Dieter Grimm， The Protective Function of the State， Georg Nolte， European and US Constitution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53. [6]See Robert Alexy: A Theory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392. [7]喻中：《拉特纳论跨国企业的人权责任》，http://www.humanrights—china.org/china/newzt/magezine/200312005412135130.htm. [8]刘波：《共享发展成果亟需制定社会救助法》，《法制日报》2007年10月20日。组织工会和罢工都是对抗雇主的权利，尽管条约规定的仅仅是国家的义务。

虽然初期这一概念只是运用于保护个人自由免受社会机构的侵害，但是很快，客观价值被广泛运用于来自私人、社会力量、由国家控制的社会发展而非国家等方面的侵害上。它要求立法机关制定法律，健全制度和程序，行政机关制定细则，法院在审理普通案件中依照基本权利解释法律，在私人之间适用宪法。

该判断正确与否的程度取决于法院或其他监督主体如何解释法律，特别是针对以下问题：（1）该公司的行为是否是无端的？是否只有当公司经理故意时才算是专横的？或者只要是鲁莽的、或者过失的行动才行吗？（2）对于防止公司专断地致人死亡，国家本来应做什么？在国家未能尽到其保护责任之前，法律及其执行是如何的不适当？（3）当死亡发生时，国家应对该公司的行为采取何种程度的调查？在国家被发现失职之前，调查是怎样的缺乏力度？这里，他明确提出了国家的保护责任问题。这三个不同问题从不同方面折射出社会权不同于自由权的属性，它们共同面临一个指向，这就是其可司法性，且其依然涉及原则和规则的关系，及原则是否具有规范属性的问题。

他指出：第一，一些国家的宪法或者法律条文可能直接规定了非国家组织的责任。最后，教会、私人慈善机构、社区。一是非国家行为体社会权保护的可司法性。  四、如何承担责任 1.健全社会立法。这是因为，单凭国家责任不可能为侵权损害提供足够的补偿，其结果是，污染者买单的原则已经促使国际环境法不再把损害责任局限于国家。第五，依赖国家救济的利益集团产生道德公害。

2008年《社会救助法》草案在总则第3条规定：本法所称社会救助，是指国家和社会对依靠自身努力难以满足其生存基本需求的公民给予的物质帮助和服务。该法第32条规定：政府和社会举办残疾人福利企业、盲人按摩机构和其他福利性单位，集中安排残疾人就业。

这一问题还可从两方面审视：一方面，它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协力共进的过程，毕竟是国家立法机关以立法方式规范私人生活。并要求政府颁布法律，对企业的某些行为作出禁止，企业不得干涉职工组织自己的工会。

各国参与制定了一系列条约，把侵权责任直接施加在污染者身上。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虽然它们都是国家的积极义务。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对符合法定条件的救助申请不予受理，或者未依法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的。  郑贤君，法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当社会作为履行基本权保护的主体时，个体依然可能遭受来自第三方的侵害，诸如社会团体、跨国与本国企业、事业单位等，且就社会权本身来看，妨碍社会权实现的不仅仅是国家给付的欠缺，更可能来自社会的侵害。也就是说，只有国家行为逾越界限，才有司法审查或违宪判断的可能。

既然基本权利作为客观价值，作为一个基本的宪法决定，其效力自然向法秩序的所有下位法律领域放射，它既为立法、行政和司法提供指导和驱力，各国家机关也有义务将之体现在各自的工作中，随即产生了基本权的国家保护义务。德国宪法法院并不承认一项主观权利必须有一部立法机关颁布的法律，除非该申请有一个清晰的宪法基础，以及申请者属于所称宪法条款的受益人。

《社会救助法》草案第29条规定：负责社会救助工作的相关部门和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上级机关、主管机关或者所在单位责令改正，依法给予处分。日本法院曾判决国会不制定海外居民选举权的法律为不作为的违宪。

这就是说，企业侵害人权的行为并非单纯指涉企业本身，它涉及国家责任。进入专题： 非国家行为体 社会权 国家保护义务

因此，法律人强调个人的利益与他人利益的分野，强调个人与国家的适度分离。{4}参见徐国栋：《人性论与市民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7页。更为重要的是，在政治人的模式下，当法律因对人的定位太高而导致制度落空时，出于政治思维的惯性，立法者不是从改变人的模式预设上着手，而更可能从改造真实的人着手。既然个人是国家机器的一个零部件，当然它的私生活也应该是公共生活的一部分。

  注释: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颜一、秦典华译，载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特别是在公法领域，由于这种对人的高标准的预设，它更愿意从性善的角度考虑掌权者，因此有可能会松懈对公权力的适当防范，从而导致权力腐败与滥用，进而威胁到法治的根基。

欲构建一个法治国家，必须在法律上预设出一个与法治相吻合的法律人模式。既然如此，能够适用于多数人的标准较之只适用于少数人的标准便大为降低，因此，法治不要求人必须具有高超的政治觉悟或较高的道德素质。

法治   社会是人的载体，人是社会的影像，不同的生活场域塑造着不同样态的人，而不同样态的人又归属于不同的生活场域，因此，政治社会塑造并需要的是政治人，法治社会塑造并需要的是法律人。{12}参见高铭暄：《新编中国刑法学（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95页。